读史老张:推开申报馆的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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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多年前,我在一家新办报纸供职,办公地点位于汉口路300号解放日报大厦十楼。大厦对门,是著名的申报馆。创办于1872年的《申报》,原馆址在汉口路江西路口,后迁至望平街(今山东中路)西首,靠近福州路。1917年,《申报》老板史量才斥资70万两银子,在望平街北侧的汉口路购地建新大楼,次年迁入办公。这幢新大楼,就是今天的申报馆。
申报馆的门牌号,是汉口路309号,老解放人都称申报馆为“309号”。那些年,解放日报还有班车,就停在309号门口,我偶尔下班会去“蹭”班车。在等车间隙,我常抬起头,打量(其实是仰望)申报馆:看上去很高大,其实楼高仅五层(部分六层);灰褐色的外墙,质朴无华,不事雕琢。门楣上紫铜色的“申报馆”三字,其时已褪去光彩,但大楼身板依然结实。它像一位老绅士,站在汉口路山东中路口,默默守候。
那时,解放日报编辑部已全部迁出了309号。申报馆底楼开过旅行社,还开过一家咖啡馆。咖啡馆店招上,写着“××珈啡”字样,让我差点以为是错别字。后来,“××珈啡”退出,变成了茶餐厅。那个茶餐厅,被报社同事称为“社外食堂”,人气兴旺,我们常在那里招待客人。申报馆的其他楼层,大多是写字间。其中有几间,由与我们合作的一家广告公司租用。
(相关资料图)
申报馆有两个入口:北门和东北门。我们一般工作走北门,餐饮走东北门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东北门,最早是申报馆的唯一入口。推开东北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,就是大厅里的巴洛克式雕花穹顶。谁会想到,这里曾经是《申报》的印刷工场。最新式的美式印报机,每分钟可印刷800份报纸。申报馆楼上,原是当年《申报》的办公场所,约有几十个小房间。二楼为营业厅、编辑室;三楼为经理室、编辑室、会客室和餐厅;四楼为编辑室、图书室、校对室和照相间;五楼为宿舍和屋顶花园。
申报馆刚落成时,就接待过蜚声中外的世界名人。1919年5月2日,美国教育家、哲学家杜威(John Dewey)偕夫人来访,受到了史量才的热情欢迎;陪同前来的中国学者,是胡适、蒋梦麟和陶行知。1920年10月,访沪的英国学者罗素()下榻西藏路“一品香”旅社。16日,他沿着汉口路健步走进了申报馆。1921年11月21日,世界报业大王、《泰晤士报》老板北岩爵士(Lord Northcliffe)一行到访申报馆。同年12月23日,美国新闻学家格拉士(Frank )也前来参访。
今天的申报馆,底层开着一家The Press西餐馆。而在当年,申报馆曾在三楼自设餐厅。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曾提及,那天他在三楼餐厅,“四点左右时在那里喝了下午茶”;晚宴上吃了中国菜,有一道用米做的布丁,里面有八种特色食物,和着杏仁粉的沙司一起吃,“那味道是如此美妙,以至于我后悔当时没有多吃些……”罗素到访的当天,《申报》曾发过一则惜字如金的消息:“罗博士已定于今日午时来本馆参观。本馆当引罗博士参观各部以便领教,并略备午膳以尽东道之谊。”这最后一句,表明了对于“本馆”三楼餐厅的信心。北岩爵士到访时,“先请爵士参观全馆各部,次在三层楼餐室宴叙。”在宴会上,北岩将《申报》与《泰晤士报》相提并论:“世界幸福之所赖,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,如贵报馆与敝报馆差足与选……”(见1921年11月22日《申报》)正是在三楼餐厅,史量才在欢迎格拉士的招待会上,发表了一段有关“本馆宗旨”的言论,颇含深意:“十年来,政潮澎湃,本馆宗旨迄未偶移。孟子所谓‘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’,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‘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’一语……似亦隐相符合,且鄙人誓守此志,办报一年即实行一年也。”(见1921年12月24日《申报》)多年以后,史量才因“誓守此志”,殒命于沪杭公路上。
当年的申报馆,藏着不少名人轶事。1919年4月,印尼华侨实业家黄奕住决定回国投资,却不知从何处着手。他每日必看《申报》,认为《申报》老板必定见多识广,遂轻车简从,到申报馆登门拜访。在三楼经理室,史量才接待了黄奕住一行。他初见黄奕住衣着朴素,以为对方只是一般乡绅,就向他提议,可以投资建一家银行,五十万、一百万即可。黄奕住不屑地说,那太少了,我可以出一千万!此时史量才才恍然大悟,眼前这位满口闽南语的“乡绅”,竟是身家雄厚的印尼“糖王”……这次黄奕住到访申报馆,终于促成了赫赫有名的“中南银行”的诞生——“中南之者,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”。
1920年2月,不满十岁的杨绛随两个姐姐来到申报馆,看望她们的爸爸杨荫杭。杨荫杭时任《申报》副刊编辑,他以“老圃”笔名撰写的文字,曾深受读者欢迎。据徐铸成回忆:“我那时比较欣赏署名‘老圃’的短文章,谈的问题小,而言之有物,文字也比较隽永。”(徐铸成《谈老〈申报〉》)那时,杨绛正跟着两个姐姐在启明女校读书。一天,姐姐们带她走出校门,“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,又走了一段路。大姐姐说,‘这是申报馆,我们是去看爸爸!’”杨绛记得,一见到爸爸,她只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,“差点儿哭,忙忍住了。爸爸招呼我们坐。我坐在挨爸爸最近的藤椅里,听姐姐和爸爸说话。说的什么话,我好像一句都没听见。后来爸爸说:‘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。’”“吃大菜”,就是吃西餐。等吃完西餐,他们又回到了申报馆,“爸爸带我们上楼到屋顶花园去歇了会儿,我就跟着两个姐姐回校了。”(杨绛《到申报馆看爸爸》)杨绛提到的屋顶花园,就在申报馆五楼。据说屋顶花园曾养过几百只意大利信鸽,当年《申报》记者会带信鸽采访,写好新闻就让信鸽飞回,比拍电报发稿省事。不知那一天,杨绛和她的姐姐们见到了信鸽没有?
1921年7月,26岁的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,到上海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。纱布交易所位于爱多亚路(今延安东路260号,前上海自然博物馆),离申报馆一箭之遥。那时,邹韬奋一心想进新闻界,就与《申报》营业主任张竹平取得了联系。张竹平原是圣约翰校友,负责《申报》经营。一天,张竹平找到邹韬奋,希望他去申报馆帮忙,邹韬奋愉快地答应了。于是,每天下午六点以后,他就离开纱布交易所,到申报馆打工。据邹韬奋回忆,他的职责是,根据张竹平口述,用打字机打成英文回函。
“我们两人同在申报馆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,在我的小桌上摆着一架英文打字机,他的办公桌上七横八竖地堆着不少待复的英文函件……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,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的答答地打着,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,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。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,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,想出了新的意思,叫你重打过……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点钟,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,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,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!每夜这样工作了几小时,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,总是筋疲力尽,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。”
就是这短短三周,为邹韬奋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做了铺垫。他自己也承认:“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《时事新报》,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。”(邹韬奋《经历》)
另外,当年申报馆还留下过不少历史之谜。例如,申报馆顶楼,史量才原是要安装电台的。据柳中燨回忆,“《申报》那时没有电台,好像与《新闻报》合用一架,不自由”,于是,史量才聘请他来申报馆安装电台,“因是秘密架设电台,我直属史先生督管,连每月一百二十元的工钱也是他亲自交给我的”。(柳中燨《与史量才接触往事》)那么,一向谨小慎微的史量才,为什么要秘密架设电台?后来为什么又没有搞成呢?
再如,鲁迅曾与申报馆有过多次交集。1932年12月黎烈文任《申报·自由谈》编辑后,鲁迅是《自由谈》最有影响力的作者。最初,他是通过郁达夫联系申报馆的。据鲁迅日记记载,1933年2月3日,“寄达夫短评二”;8日,“寄达夫短评二则……收申报馆稿费十二元”。自15日起,鲁迅开始直接联系申报馆,并与黎烈文往来密切。此后的鲁迅日记中,留下了不少“寄《自由谈》稿”或“寄黎烈文信”的记录。然而,9月30日,鲁迅致信黎烈文称,日译法郎士小说等书函,“已于一星期前送往申报馆,托梓生转交……如未收到,希往馆一问为幸”。“梓生”即张梓生,时任申报馆编辑。那么,这里的“送往申报馆”,是说鲁迅亲自到了申报馆,还是指请人代为“送往申报馆”?鲁迅究竟有没有到过申报馆呢?
巍然矗立的申报馆,原建筑呈“L”形。1930年,在申报馆旧屋之南,添建新屋一座(1946年又在新屋上添建一层),新屋呈反向的“L”形。新屋和旧屋之间,正好合围成一个“口”字。难怪当年我从北门上楼后发现,那里各楼层的房间与房间之间,四面相对,颇像一口深井,若大吼一声,必有回音……这一建筑结构,正好暗合了申报馆的历史:深不可测,魅力无垠。
前些日子,听说“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”在杨浦周家嘴路开馆,我就想,假如它开在申报馆,那该有多好!
写于2023年7月